实在忍不住要骂一骂了

「你看到姆巴佩爆粗了吗？」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对阵阿根廷队的那个深夜，许多法国人都在问。如果你回放最后阶段的录像，便会看到姆巴佩错过进球良机后的仰天怒吼 ——「Putain」，世界通用的法国国骂。「他刚刚说了那个词吗？」有法国队的支持者在 Twitter 上问道，评论区是一连串的「是的」，以及大哭的表情。

可是，靠慢动作回放和查单词来弄懂一个人究竟说了什么脏话，就像要求别人解释自己的笑话一样，会在第一时间绞杀嬉笑怒骂的全部乐趣。更重要的是，通过字典查到一个脏字包含何种意义，是无法真正理解它所表达的态度和情绪强度的。脏话，经常是不可翻译的。一句「F*ck your ancestors to the 18th generation」听上去只会充满喜剧色彩，它能像在汉语中一样作威作福吗？鲁迅 1925 年写过一篇杂文《论「他妈的」》，摆出一副反省的姿态说，「国骂」里就是国民性；但另一方面，谁会同意将脏话从电影、小说甚至字典里扫地出门呢？

电影《猜火车》剧照

听见运动员和军人说脏话，人们还更宽容些，因为它彰显了无法被纪律遮蔽的「自我」和「人性」，也彰显了集体认同：「国骂」建立在「人们普遍使用它」的前提上，让我们从一片喧哗中瞬间找到「自己人」。一项针对 1039 名多语言使用者的调查显示，用母语说脏话几乎总是比用第二语言说脏话更能起到发泄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脏话也是我们的舒适区。

我们可能处于历史上最「脏」的时代。虽然有过研究统计，一个讲英语的普通人，日常对话中有大约 0.7% 属于脏话，但流动的社会语言根本无法被量化：如果你恰好是一名说唱爱好者，或是刚从《猜火车》之类的电影、 B 站的「祖安」视频里走出，你会觉得一段不含脏字的歌词或对白缺了些什么；看完一场线下脱口秀，如果没听到什么真情实感的脏话，你会觉得「他不真诚」；打开 Netflix，一部分级提示里只包含「Adult language」的剧集简直纯洁到了老少咸宜的地步 —— 确实如此，如果说直到 20 世纪，脏话都只是青春期的脚注，是「变成一个大人」的标志，今天你很可能在小区里看到学龄前的小朋友一边追逐打闹，一边喊着「傻逼」，甚至「傻逼」已经是友谊的敲门砖了。

人们为什么要说脏话？几乎所有脏话史研究者都归罪于社会禁忌的存在。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对于性、排泄和死亡有一种普遍性的禁忌 —— 觉得它们脏，它们意味着风险、混乱和邪恶，才导致不同文化常常共享一套相似的脏话词典；而不同社会所设置的不同禁忌，又使脏话也因地制宜起来。「噢，耶稣基督！」「血腥的地狱！」对无神论者来说纯属语义不明，而在阶级分明、宗法森严的社会，问候对方的祖先则成了弱者的武器。无怪乎鲁迅在《论「他妈的」》里将这句「国骂」追根溯源到门阀制下的晋代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

说来讽刺，你把脏话当成禁忌，却也为它注入了更强的生命力和合法性。正是由于精英阶层对脏话的拒斥，底层或是主流文化的反对者找到了可以有效团结彼此的武器。倘若不是面对着冷酷漠然、养尊处优的富人阶级，韩剧中连珠带炮的「西巴」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样无力。

Emma Byrne 专著《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封面

另一方面，女性的身份与身体器官长期被当作脏话的添加剂，而女性却似乎先天地被排斥在脏话的使用权之外，这也让「说脏话」成了一种属于现代的觉醒意识与自我赋权。关于脏话研究的几本流行读物《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Swearing Is Good for You: The Amazing Science of Bad Language，2018）的作者 Emma Byrne、《脏话文化史》（Language Most Foul，2005）的作者 Ruth Wajnryb 以及《脏话简史》（Holy Sh*t: A Brief History of Swearing，2013）的作者 Melissa Mohr 都是女性，这并非巧合。「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Mohr 写道。Byrne 回忆了自己使用脏话的一次独特经历：「我 20 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 —— 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得老练。」在说脏话这件事上，女性完全能和男性一样出口成章（还开发出了许多专门骂男人的脏话），这堪称当代性别平权的主要成就之一。

如果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底层人民说脏话显得理直气壮，出身贵胄的白莲花们一旦口吐芬芳，气氛则有些微妙。马英九做客《康熙来了》时，被问到在美留学期间是否学过脏话，这位哈佛毕业生面带羞赧地表示，他不曾用过「F word」，但讲过「S 开头的那个词」。多年之后，中国台湾台北市长的蒋万安在电视上破天荒地爆了粗口，用「干（第四声）话」一词抨击竞争对手的言论。但大众对政治人物已经谈不上有什么高雅的道德期待，爆两句粗口非但不会导致人设崩塌，反倒体现了直率、不装，与庶民共享一套语言。

对脏话合法性的承认，有时连带着对其使用权的争夺 —— 凸显了这类语言被重塑、被管辖的可能。另一种管辖脏话的方式是诉诸技术手段，像掩饰一个「不堪入目」的部位那样给脏话打上一块小小的马赛克；在电视和播客节目里，是「哔」的消音声；在社交媒体和在线出版物上，是用星号取代单词中的某个字母。理论上，这些马赛克的作用是将脏话的影响限定在懂脏话的人群中，避免污染到什么人纯洁的心灵；但实际上，消音声 —— 却可能是一种更有力的脏话。

「Fuck Earth」墙体涂鸦照片，

由摄影师 Claudio Schwarz 拍摄，图片源自 Unsplash

给中文做清洁面临的一个先天劣势是，中文由单字而非字母构成，脏话往往只有「有」和「无」的选项，而没有显示多少的选项；与此同时，百度的大语言模型「文心一言」用它的表现告诉我们，迄今为止，给中文正确断句还是一项技术难题。于是，你会在电商 App 里看到「盒**水果很新鲜」这样的顾客评价，会听说某位朋友抓耳挠腮也想不出为什么一条微博或豆瓣广播发不出去。被放大的脏话禁忌催生了更强烈的脏话冲动 —— 游戏玩家与关键词屏蔽系统的斗智斗勇，创造了变着花样骂人的「祖安」文化，以「孤儿」「全家爆炸」等看似不带脏字、保持素质的「垃圾话」，不折损攻击力地表达出丰满的情绪和恶意，并通过视频网站弹幕向更多「祖安人」广泛传播。

「祖安」文化的盛行，反映了屏蔽系统永远都无法彻底阻止人们对「骂得风趣、骂得幽默」的追求。但脏话与骂人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有必要引用 Byrne 的另一段文字：「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尽管脏话源于对禁忌的破坏欲以及随之而来的冒犯性，但它并不要求有一个被冒犯的对象 —— 更多时候，我们用脏话来表达情绪：通常是愤怒、懊悔、惊叹，还有对他人的亲近与调戏。

认知心理学家 Steven Arthur Pinker 也注意到，「fucking」这一英文世界最著名的脏字放在名词前面时，似乎并不能作为形容词看待，因为它无法用「which is fucking」的从句来替代。换句话说，相较于最初挑战的禁忌本身，脏话的当代含义更多取决于语境，取决于我们如何将一个多少有些丑陋的词汇编织进语言复杂的意义之网，赋予它真正的个性。如果说真正的语言大师可以对脏话运用自如，对脏话的滥用其实也证明了我们语言能力的匮乏：一会儿打出「NMSL」，一会儿又怒骂「我是你爹」确实既无创造力，又意图成谜。

作为一种反文化，脏话的力量始终在于它的草根性，在于它在权威面前「做自己」的不屈姿态，而不在于通过言语向他人施加的痛苦。在英语中，「swearing」（脏话）和「slur」（辱骂）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启示：辱骂表达的是对属于某一群体的轻蔑，包括性别、种族、地域，等等，并且常与仇恨言论（hate speech）相关联；它并非对权威的挑战，而是对权威的展示。脏话被屏蔽、净化，而辱骂四处横行，这种最坏的场景离我们并不遥远。

除了做一个更文明的脏话使用者（这不是开玩笑），我们也可以试着成为更好的脏话接收者：对无伤大雅的脏话保持宽容，同时用聪明的方法让辱骂者自取其辱。

既然辱骂的本质是用标签式的词汇来表达偏见和轻蔑，那就不妨告诉对方，这些标签不过是从旧日历上撕下来便能捡狗屎的废纸。《伦敦生活》（Fleabag，2016）中的女主 Fleabag 做过一个满分示范：当一群缺乏自信的男人聚在一起，高喊「Slut！」来疗愈身心时，不远处被隔空问候的 Fleabag 转身答道：「Yes?」